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科技与创新的“双向互馈”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呈现“双向互馈”特征，科技创新通过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迭代升级，产业创新则通过市场需求牵引技术研发方向。当前，全球产业竞争已从单一技术竞争转向“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竞争，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德国“工业4.0”等战略均体现了这种协同逻辑。我国要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必须打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的转化通道。

　　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方面已开展多项实践探索。一是区域协同创新格局初步形成。长三角地区构建“需求牵引+技术供给”双轮驱动机制；上海张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苏州工业园区形成“创新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领域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二是重点领域突破成效显著。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CR450动车组实现时速435公里交会试验，国产大飞机C919累计获得订单近1500架；数字经济领域，DeepSeek大模型带动算力产业链全面升级；生物医药方面，初步形成“高校—医院—企业”创新联合体，有效缩短了生长因子药物研发周期。三是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形成“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的成长梯队，试点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等模式。

　　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仍面临一些梗阻因素。一是创新要素流动存在制度壁垒。跨区域创新合作仍面临行政分割，高校科研成果评价仍存在“唯论文”倾向，大量创新项目难以逾越薄弱的中试环节。二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夯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较低，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差距明显；民营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科创板上市企业中民企占比较小。三是创新生态系统有待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不畅，我国天使投资退出周期远超国际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问题；科技服务供给不足，技术经纪人缺口较大。

　　完善科技与产业创新生态

　　首先，完善全链条创新支持体系。一是建立跨区域政策协同网络。针对行政壁垒问题，可借鉴广东“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经验，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立体政策网络。例如，试点“科技创新券”跨区通用机制，允许资金联合支持共性技术攻关项目。同时，推行“政策协同—主体优化—金融创新”三位一体改革，破解科技投入高、产业回报慢的难题。二是强化中试平台与场景驱动双轮支撑。建议按产业链需求建设若干个国家级中试基地，推广“企业出题、院所答题、市场验题”机制，并对中试产品提供保险补贴。同时，搭建统一的应用场景发布平台，推动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例如，将人工智能质检系统应用于智能工厂，可大幅提升缺陷识别准确率。三是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全周期金融链。设立千亿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发展“投早投小”的天使投资和风险共担基金。打造天使基金集群，助力中试项目融资。同时，推广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允许企业以专利许可收益作为底层资产融资，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周期。

　　其次，激发企业创新主体动能。一是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矩阵。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四级跃升计划，扶持瞪羚企业形成创新梯队、凝聚创新合力。二是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联合体。在集成电路、新能源等领域组建若干个国家级创新联盟，推行“龙头企业出题、链上企业答题”攻关模式，向中小企业开放技术接口和供应链资源。三是深化产学研“双向渗透”机制。推广“双导师制”和“科技副总”模式，实现实验室理论与产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试点“先使用后付费”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允许企业先行试用技术成果，待产业化成功后再支付许可费用。

　　再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创新科技人才评价与流动机制。建立“创新质量、产业贡献、商业价值”三维评价体系，在职称评审中单设成果转化序列。借鉴北京中关村“科研人员兼职取酬”试点经验，允许高校人才保留编制赴企业任职。同时，实施“产业教授”制度，推动人才在“实验室—车间”双向流动。二是优化区域要素一体化配置体系。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经济体试点“人才双聘”制度，根据区域分工和优势构建“研发—中试—制造”产业协同链条。此外，建设分布式算力调度平台，允许中小企业按需调用国家级超算资源，避免因算力不足放弃技术研发。三是营造容错试错的创新文化生态。建立创新风险共担基金，政府与企业按比例分担研发失败成本。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降低企业试错成本，依托保险机构打造科技保险产品，提高赔付比例。营造“宽容失败”的法治环境，对符合规定的创新行为实行“尽职免责”，激发科研人员敢闯“无人区”的勇气。

　　最后，强化基础设施与生态支撑，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网络。加快5G、工业互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型基建布局，形成“基建—研发—应用”闭环。推广“新型基础设施共享计划”，允许中小企业低价使用国家级实验设备和检测平台，降低研发成本。打造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在省级以上高新区布局现代产业学院，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建设中试载体园区，集成技术交易、法律咨询、投融资等服务，形成“技术研发+中试+孵化+应用”的一站式生态。构建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网络。设立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吸引海外顶尖科研团队带成果入驻。通过股权投资、业绩对赌等市场化机制，吸引国际人工智能团队落户。组织重点企业赴海外开展技术并购，将并购标的优先导入中试平台进行本土化改造。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