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集中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价值取向，从生态文明维度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有文明、无生态”的传统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更不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生态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为“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在生态文明维度有其典型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不断完善与绿色生产力发展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始终坚守生态民生的价值指向，积极推动数字化与生态化协同发展的现代化转型，因而具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无法企及的价值意蕴与比较优势。

　　绿水青山：有效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阐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绿水青山”不仅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态环境，更是物质财富与使用价值的源泉，是“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绿色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动力，就必须将“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成“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动能，必须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保护和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统筹兼顾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降低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生产更多更好的生态产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诠释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关系，指明了发展绿色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和实践路径。绿色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绿色技术、低碳技术、循环技术的创新驱动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生产力本质上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就是一种以创新驱动为内核，以高质量发展为质态，依靠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生产动能转型升级、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的先进生产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即是说，以“绿色、低碳、循环”为基本特征的绿色生产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现实基础。以绿色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将是一场以创新为动力、以协调为特点、以绿色为底色、以开放为途径、以共享为宗旨的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以绿色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要以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发展替代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绿色产业。生态文明建设兴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转型与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调整，经济发展既不能对资源环境涸泽而渔，生态保护也不能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中国式现代化以绿色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为立足点，就要通过“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二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顶层设计与统筹谋划，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推动碳排放权、用水权、用能权以及排污权的市场化交易，推进生态产品的行业标准与质量体系建设，以统一完善的市场机制破除生态环境的区域壁垒，推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三要积极释放资本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纽带作用，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规范和引导资本有序发展，让资本成为绿色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四要做好绿色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育，培养具备生态意识与绿色技能的科技者和劳动者，通过完善的绿色管理机制提升企业生产管理与运行的生态化水平，切实发挥企业在绿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体制机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为解放绿色生产力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为发展绿色生产力而不断完善与之相适合的体制机制，激发创新驱动的社会活力。

　　具体来讲，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绿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一是要继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一方面，以“最严密”为目标强化制度创新，在“四梁八柱”的基础上细化生态治理责任追究、生态治理绩效考核以及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生态安全工作协调等制度机制建设，将制度保障之网编织得更加紧密，形成科学规范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以“最严格”为目标抓好制度执行，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督查工作机制，以系统的落实机制和完善的监督机制防止“制度空转”与“破窗效应”，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成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二是要建立健全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衔接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保障生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依据市场要求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产管理制度以及所有权代理机制，完善用水权、用能权、排污权与碳排放权等产权交易制度。另一方面，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作为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不断完善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评价与经营开发等机制建设，促进生态经济化。三是要建立健全鼓励绿色生产、低碳生活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快财税、金融、价格政策与标准体系等制度机制的绿色转型，进一步健全绿色消费、绿色采购的激励机制以及资源全面节约与循环利用的保障机制。

　　“生”“生”交融：深刻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民立场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环境与公共产品、民生福祉乃至美好生活、共同富裕融为一体，不仅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生态产品纳入民生范畴，使生态财富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丰富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内涵，同时将生态产品的分配公平、环境权益的普惠共享纳入社会正义范畴，实现了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相统一，拓展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以民生福祉为根本宗旨，又要以民生建设为基础性工程，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一是要在全社会建立生态民生的科学认知与生态正义的价值导向，以“和谐共生”与“民生福祉”的价值原则为指导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解决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环境权益的不平衡、生态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二是要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力做大生态“蛋糕”，通过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与循环发展打造优美的生态环境，生产更好的生态产品，积累更多的生态财富，维护稳定的生态安全，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人们对美好生态生活的追求。三是要通过“三次分配”分好生态“蛋糕”，既要注重效率，依靠市场机制鼓励各种生产要素积极参与生态利益分配，更要注重公平，依托政府税收、财政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等政策手段矫正生态利益市场化分配的不合理，还要依靠文化力量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志愿发展生态公益事业，让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生态幸福感与生态安全感。

　　“数”“生”协同：开创数字化与生态化协同发展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是依托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提出：“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数字生态文明充分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数字化与生态化协同转型的客观逻辑要求。“数”“生”协同既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方向，又孕育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智慧动能。以生态化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化转型，二者同频共振、协同共进，成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数字生态文明具有传统工业文明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式现代化以数字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是要依靠绿色智慧的科技创新驱动，提升生态治理的精准性，既要通过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数字化平台，推动信息联通与数据共享，打造生态环境一体化大数据体系，又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实现全地域、全方位、全要素动态感知和实时监测生态环境信息，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二是要依靠绿色智慧的科技创新驱动，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既要借助数字孪生、模拟仿真等先进技术全面掌握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层次性及动态演化规律，系统评判生态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制定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化方案，又要借助云计算与数据共享等技术优势，增强政府、企业与社会多方协同共治的能力与效果，系统推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三是要依靠绿色智慧的科技创新驱动，增进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互动性，既要通过现代通信技术营造开放透明的信息传播环境，建构开放共享的大数据生态体系，让多元主体保持良好有序的交流互动，又要以开放共享的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低碳与循环发展，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有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永续发展。

　　（作者系鲁东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审核：李建军

　　网络编辑：胡子轩